105．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间

　　当今时代，要让正信的佛法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闻听摄受，高僧大德的宣教说化与身体力行，当不可少，可叹在末法时期，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高僧大德，且能涉世担任人天导师者，实在太少太少。值得一提的是，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1889－1947）积极倡导的“人生佛教”（今又称之“人间佛教”），以及他毕生行之不倦的僧迦教育和佛教改革活动，堪称在俗世的蒙蒙迷雾中，为芸芸众生点燃了一盏指点出路的明灯。
　　太虚俗姓吕，浙江海宁人，出生才八个月父亲就一病身亡，四岁，母再嫁，他从此由外婆抚养，九岁那年跟外婆朝过九华山，十岁又朝普陀山，对宁静的寺僧生活十分歆羡。十三岁，进镇上的百货店作学徒，曾因患病被店中辞退。十六岁，智识渐开，萌生出家之念，想去普陀山，却搭错了去苏州的船，由平望下船，找到小九华寺的士达和尚，陪着去了苏州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给剃了发，法名唯心。几个月后，士达和尚将他领至宁波玉皇殿奘年老和尚处学法。奘年老和尚对他慈爱有加，带他去镇海看病疗疾，并为他立表字“太虚”，不久又陪他去宁波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座前受了比丘戒。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太虚在浙江汶溪西方寺阅《大般若经》时，顿然开悟。他后来在《我的宗教经验》一文中描述过那时的感受：
　　看了个把月，身心渐渐的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的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在这一刹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峙。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起座后仍觉到身心非常的轻快、恬适。在二三十天的中间，都是如此。
　　《大般若》阅后改看《华严经》，觉到华藏刹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灵活泼；从前所参的话头，所记的教理，都溶化无痕了。……我原没有好好的读过书，但从那一回以后，我每天写出的非诗非歌的文字很多。口舌笔墨的辩才，均达到非常的敏锐锋利。
　　太虚初步开悟这一年，才十九岁。以他的聪颖神慧，若依着这种定慧心不懈地继续下去，作为他个人来说，在修行的次第上很有可能当世就成就三乘的圣果。但，也许是前世的因缘注定他此生要入世操劳，也许是因为此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温州的华山法师，并由这位推崇新学具有革命思想的法师处读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告佛弟子书》及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宣传科学与改良的新书，他的思想陡地起了个大转变，由“超俗入真”一变为“回真向俗”，树立起了要以佛法来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这种悲愿心从此以佛教改革和人生佛教为主旨主导了他以后全部的人生道路。
　　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他的佛教改革思想，1918年，他在武汉富商陈元白等发心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觉社”，出版了《觉社丛刊》，自1920年2月起改为《海潮音》月刊，出版迄今已八十年，据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出版史上历史最长久的一份刊物。
　　有感僧侣队伍素质低下，为培养僧迦人才，1922年，太虚在湖北堤工督办兼陕鄂禁烟督办李隐尘等支持下在湖北武昌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实行八宗平等、应化多方，采用新式教学和研究方法，为中国佛教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1932年，太虚得统治四川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川江管理处处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何北衡等大力鼎助，在四川重庆缙云山创办了“汉藏教理院”，对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培养兼通显密的僧迦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该院至1950年奉命停办。
　　为让佛教民间团体能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太虚孜孜不懈，身体力行。1912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太虚就在南京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1924年，太虚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太虚任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出席。1929年6月，太虚当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1月，当选为会长。此外，太虚还先后担任过世界佛学苑发起人、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北平“柏林教理院”院长、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西安崇仁寺主持、奉化雪窦寺主持、陕西岐山寺主持、《佛教日报》社社长、《觉群周报》社社长、云南省佛教协会理事长、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常务委员、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太虚所孜孜提倡的人生佛教，其基本涵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魂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
　　人生的解释：狭义说，是人类整个的生活；广义说，人是人类，生是九法界的众生。人类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中枢，一念向下便为四恶趣等，一念向上便为天及三乘等，故人类可为九法界众生的总代表，也就是九法界众生的转捩点。
　　由此以观：由人向下为一切有情众生，由人向上为天及三乘、菩萨、佛。上下总依人生为转移，可见人生之重要性。我们应依佛的教法，在人类生活中，把一切思想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佛法化，渐渐趋向进步，由学菩萨以至成佛，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他有两首流传甚广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佛教的精髓，一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一是：“如果发愿学佛，先须立志做人，三皈四维淑世，五常十善严身”。
　　他写了许多著作来论述人生佛教的理论。在他晚年编撰并作序的《人生佛教》一书中，集中阐明了建设人生佛教的方法、步骤与目标，作为个人，要从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最终力达佛果。他认为每个人（包括出家人）都不应消极避世，而应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并合力净化社会，以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
　　太虚有关佛教是科学不是迷信的论点，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也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自清季废科举兴学校维新变法以来，一般新学人士即诋訾佛法为迷信，使佛教于无形中受了莫大的打击，大有使佛教的学说被推出于中国知识界的趋势。实则许多被指斥为迷信的事物，与佛教本身全不相涉，殆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一般认为迷信的，不外各地方所崇拜的鬼神偶像，及化烧纸钱等风俗习惯，皆误为佛教所造成，其实这在佛教原有的教理和制度上并没有提倡过。”他还提出：“旷观于古今一切的哲学宗教，唯佛学不但不因科学而有所摧且得科学以为之证据及诠释，益见真确精密。其由无上正觉所完全洞明的宇宙人生真相，又足于科学的发明上，树立合理的正解真信，以补科学之缺陷而促其进步。故当建设以科学为基础的佛学，成立科学上的最高信仰。”
　　针对佛教界内部宗派林立互相阻隔的现象，他认为法有多门，但源为一贯，在学佛和修行上不应受门户之见所拘。这一见解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一文中：“在佛法中，自古即有开承一宗者。……至今皆有专承之人，系统甚严，而各自宏扬其本宗之教义。至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以为由佛之无上遍正觉所证明之法界性相，为度众生应机设教，则法有多门；故法本一味而方便门则无量无边。……所以本人观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为一贯。在教理解释上，教法宏扬上，随宜施设，不专承一宗以自拘碍。”
　　应该看到，对太虚人生佛教的主张及奋斗目标，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不完全一致；但太虚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巨大影响，则是有目共睹，谁都无法否认。在佛教界，许多人称他为新僧派领袖；在社会上，他被戏称为“政治和尚”；也有个别人讥笑他“往返于权贵之门，酷爱权势”，在他的会客室里便高挂着与蒋介石合影的大幅照片。实际上，他这么做，也是当时中国国情使然，蒋介石掌权后，口头上还喊“三民主义”，实际上奉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在这样一个专制极权的社会里，佛教的首要任务先是要维持生存，其次才谈得上整顿、改革和发展，太虚与当时上层人物频频往来，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目的也正是要借助政治上的保护伞，以保护佛法，维持寺庙和僧尼的地位。基于这种目的，他还希望僧尼能够参政，能做到“问政而不干治”。无奈之余，太虚又始终十分注意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僧人的独立人格，不管创办何种佛教事业，经济上主要得之于社会力量的资助，以此尽可能独立于政府之外，更不充当政府的傀儡和御用工具，在专制极权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作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太虚的著述亦十分丰富，身后由其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凡700万字。
　　太虚于1947年3月17日逝世于上海玉佛寺，年仅五十九岁。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三千余人，备极哀荣。
　　4月8日，遗体由玉佛寺移趋海潮寺行荼毗礼，参加恭送荼毗行列者，长达一里。
　　10日，拾取灵骨，舍利数百，犹令人称奇者是心脏久焚不坏。据月耀当时撰写的《虚公治丧处日记》记载：
　　十日晨，法尊等于海潮寺拾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颗，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而心脏不坏，满缀舍利，足证大师愿力之宏。